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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这一次惹出的祸事可谓是极大，而且案情非常明确，几乎不用怎么做更加具体的会商，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就以大不敬的罪名拟定了斩立决的处罚。大不敬是灭门之祸，甚至连他的家人，也定谳成册，一体报上御前。
照例京中有情节非常严重的案子，是要三法司会审的，如果处以死刑，则要三法司六堂十三位堂官同时同意——这有点类似今天西方的陪审团制度——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：全堂画喏。
如果有需要‘专折具奏’，就如同曾国藩这样的案子，虽然是由刑部审理，但是因为事涉‘大辟’，也还是要六堂一致，方始定谳。
拟定的罪名报至御前，皇帝单独召见了刑部两尚书——汉尚书周祖培和满尚书阿勒精阿，见礼已毕，让他们两个人站起来，皇帝看了看三法司满汉十三名堂官全堂画喏的奏本，随手放在了一边，话题却和这件案子本身没有什么关系：“周祖培，阿勒精阿
两个人赶忙躬身行礼：“臣在。”
“朕这几天总是在想一件事，曾国藩虽然偶有疏忽，但是念及他入仕以来，办事尚称勤恳，为人也还算谨慎。若是就这般杀了，朕于心不忍呢！”
“皇上行法，如鉴之空，如衡之平。一本大公之处，曾国藩获罪之臣，自当心服。”周祖培先是狠狠的捧了皇帝几句，随即说道：“其实，便是皇上不说，微臣也有两请之议！”
皇帝当然知道周祖培口中的两请是什么意思。所谓的两请，大约是这样的：按照朝廷律法，某一犯官论罪应该处死，但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，或者顾虑到皇帝心中想施恩，又不便开口，预为设想之法。
例如，某大臣是某嫔妃的亲属，则承办的官员就要考虑是否可按‘八议’之中的‘议亲’一条，以为稍从末减的借口？当然，两请的前提是两引（两引就是指有前例可循的情况。关于这一点，后面再做详细介绍），也是要分得清楚明确的。
皇帝倒给他的话引起了兴趣：“哦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朕倒要听听你这两请之议了。”
“臣以为，曾国藩以一介书生，骤然登进，常伴帝侧，虽然是天下读书人羡慕给皇帝，乾隆认为周学建身为人臣，于此等名分攸关之事，当谨守法度，不敢胡来；而且新柱没有见到周学建，只是道听途说，也就不大相信。
谁知道时隔不久，时任江苏巡抚的安宁上折子，一份折本内参尽了江南河道总督之下的所有文武官员——除了一个淮徐道定长之外，无不违例剃头！这时候乾隆皇帝才相信了新柱的话，认为江南河道总督以下‘弃常蔑礼，上下成风，深可骇异’。
周学建一体人等被押解赴京，由刑部待勘。时任刑部满员尚书的就是阿克敦。他有一个老友，名叫塞楞额，当时的官职是湖广总督，他居然也是在孝贤皇后大丧之后的二十七日内便剃头了。不但是他，湖南巡抚杨锡绂，湖北巡抚彭树葵以及两省官员，也无不违例剃头。
不过塞楞额很聪明，主动的上了一封自请处分的折子。在折子中自辩说：自康熙十三年以来，外省于皇后宾天，照例是不服丧的。历时已久，服制不明，以致误犯。后来经杨锡绂细细翻查旧例，方知应在百日之后方可剃发。现听杨锡绂之劝，自行检举，请赐处分
一个是讳莫如深，一个是自请处分，在乾隆帝看来，虽然是同样的错误，其人格高下立判。自然的，处置也绝不相同。周学建被革职抄家；塞楞额却只是吏部记大过一次。
一直到了后来乾隆帝才知道，塞楞额这样主动的自行检举，是因为收到阿克敦的一封信，信中详细交代了他孝贤皇后大丧期间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又奉劝他主动上表章，自呈罪衍，以求宽恕。
乾隆皇帝勃然大怒，认为这是臣下结成朋党，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铁证，当即传旨，以大不敬的罪名将阿克敦抄家，塞楞额即刻解职，锁拿进京，与阿克敦一案共同审问。闹得沸沸扬扬，是乾隆中叶一场大风波。
今天皇帝特别又提起阿克敦，周祖培前后串联起来，心中立刻明白，军机处中有人事先将此事通报给了曾国藩。而这个人是谁，不必多想，便已经心知肚明。他正要劝解些什么，脑子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。
只是这一楞的功夫，周祖培便知道，心中所想干系太过重大！多言贾祸，宜效金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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