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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拿伪明举例子，北方的情况或许糟糕一些，但是大家不少都是江南的读书人，应该很清楚，其实江南并不穷困，甚至这些年工商业的兴起，江南这里其实很富裕。”
“那些西洋人来到我们华夏，都会惊诧于我们华夏的繁荣，说我们是黄金之国，天朝上国。”
“而且大家的家里，缴纳的税款其实并不少，为何朝廷却拿不出钱粮来镇压叛变，对抗异族呢？”
此时的黄宗羲，便如同一个优秀的医生一样，精准的指出了伪明的病症。
财政之患，从设计之初，就留下了病根，以至于明王朝绵延二百多年，已经深入骨髓。
而且这病症，不仅仅是伪明有，其实历朝历代都有，只是伪明的病症更厉害一些罢了。
“我早先在书中，未述及此症背后的治政根底，但在谈如何解症时，却还是述及三代之治，这就是在告诉大家，积重难返之病，这不止是君王和官员欲壑难填的问题。”
黄宗羲的总结很清晰，华夏财税难题，根本症结就在外儒内法上。
而具体的缘由，则是朝廷在感觉财政艰难之后，总是找地方下手，将地方以银钱组织起来的力役资源归并到正税里，所谓正税，自然就是朝廷的钱。
地方被进一步削弱后，不是州县治理凋乏，就是为维持地方政务能正常运转，继续向底层民众施压。感性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欢强调后者，很少注意到前者。
“修路造桥，治安捕盗，这不过是细枝末节，只要尽心教化，人心安稳，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纲，这黄宗羲，果然只从楚行那学来吏员之术，舍本逐末！”
听到这里，袁枢直嗤笑不已，治世不问人心，就在这些事情上计较，果然是被银钱熏坏了脑袋，这大乾之官，若都是这般见识，他觉得自己脱困之曰已经不远。
“且听听他有何高论……”
文震孟曾虽然也没多少治理地方的经验，但身处朝堂，这“末”反而是他更关心的问题，跟读什么圣贤书比起来，这才是治国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，他可不像袁枢直这种还没脱掉翰林气的年轻人那般，觉得“教化”才是治国之本。
正好有学生问了，这积重难返之症，到底该如何破解？
还有学生问得直接，眼下这大乾新朝，是不是在此事上有异于前朝之举？
黄宗羲呵呵一笑，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圈。
“历代朝廷和地方，都是在争一块饼，而且是亲手来分，因为历代都是在百姓身上吸血……”
接着他又画了两个圈，跟之前那个圈套在一起，形成了上面一个，左右两个，相互套起来的三个圈。
“我大乾新国，要引入地方，引入工商、引入农人，大家一起来分。有人做评断，来定这饼多大多小，有人来商量该哪些人分受，各自分受多少，有人来监督分的过程，总之要让民不觉苦，州县不穷，工商得利，朝廷有力。”
黄宗羲只扯了一个开头，后面就说得含糊，吊足了学生们的胃口，旁听的二人也很不满意，袁枢直觉得这家伙是根本不知道，就随口忽悠，又准备出声嘲讽，却听黄宗羲再道：“具体要如何行事，或许不久后，诸位就会从大王令上看到小说
“这是大乾王上要伤脑筋的事，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，恐怕大王早就把我抓进王府做军机大臣了。”
黄宗羲一脸笃定地微笑，肚子里却如此念叨着。
“我们的祖先之聪慧，即便是今天来看，依然让人崇敬。”
“几千年前，先辈就将矿石冶炼成为铜，通过铜铸成钱币，并赋予它莫大的威能。由它互通有无，人力货物聚沙成塔，万民得享其利，当然也由它压榨人心，万民坐受其害。
三代而下，国税由布帛粮米，渐渐转为银钱，此乃天势，不可逆转，而我等掌国宰民，应究这银钱之上的天道，扬其利，绝其害。今日会议，不容虚言，我等当尽心于实事，朝廷与地方之税制如何调理，摊丁入亩如何着落于实处，这两事，乃砥定我大乾新朝治政根本之策！”
扬州府大乾王府正堂原本很宽敞，可两百多官员分坐左右，不仅有椅，还有桌子，顿时让空间显得狭小起来。
赛八仙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正堂里回荡着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这是内阁主持的大型会议，而且连县官都要参与会议内容，类似于大型政府工作会议。
赛八仙自从将楚行忽悠上了赛道，就明白了一件事情，这赛道不仅仅是楚行的，也是自己的。
自己不可能只想着抱粗腿，坐享荣华富贵，自己也要施展自己的抱负，一起努力，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，所以为此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。
这不身子地为镇。而像扬州府府这样的城市，则分设几个区。
乡镇区只是称呼，并无其他不同，每乡镇区都设立名为“公署”的衙门，经办具体事项。
众人听这头一条就懵了，这就是将官员规模扩大若干倍！
之前还担心那么多官员无法得到安置，现在也不用担心了。只要你科举成功了，实习期过了，让吏部满意，那么你就可以去当官了。
现在来看，最大的问题是，钱粮怎么来？
钱粮怎么来？
这个问题可不能简单看官员俸禄，历代王朝给地方定了若干编制内官员，由中央财政供养。可那点可怜人力完全不够治理地方政务，都是靠着“杂派”，也就是地方税来解决。
中央对地方有诸多治政要求，以便能实在掌控地方，包括文档籍册，民间事务管制，这都要人来管，但又不解决经费，这实际是中央认可地方要自己收税。
可基于大一统、强干弱枝以及绝不多事等等儒法治政理念，中央也不愿跟地方明确划线，由此可以随时一张纸就将地方税卷走。
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，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，钱粮问题，自然好解决。
其他人则担忧，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？更有人直接跳脚道，宋时就有冗官之祸，这一策是谁献的？祸国殃民嘛！
楚行摇头感慨，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。
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，说出了第二策，官吏一体。
众人都不吱声了，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。
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，但楚行这一招，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，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。
结合刚才的第一策，就能看出，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，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。
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，诸如回避、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，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，他们担心，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，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。
“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，但有些事情，涉及根本，就只能以力而就。”
这一点楚行很坚决，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，他也要强行推动。
“我大乾之官，都不再是管人之官，而是管事之官。当官就是做事，做人的那种官，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。”
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，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，但不同的是，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，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。
有人还是不理解，说民人各安其份，这天下就和乐融融，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？又有什么事可做？
有什么事可做……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，绝不愿多事。
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，因为儒法之国的官，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：收赋税、兴教化、断刑罚、安乡境。但归结到底，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，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。
从本质上说，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，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。
在这个基础上，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“公共服务”，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，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，例如治安、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，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。
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，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叛乱和灾害，以及抵御外敌入侵。说起来，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，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，比如治河和救灾小说
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，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，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。
将公共服务细化，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，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。而这个过程，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。
楚行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，就是他治下的山东，还只有一丝萌芽，并未演进到那一步，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“英明领袖”来拔苗助长了。
从另一个方面看，政权深入到基层后，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，资源的利用效率，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。
要推动官府下乡，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，在这方面，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，但少了灰色地带，要直接担责，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。
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，他们读圣贤书，是治天下的，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。楚行虽然还有牌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，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。
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，官多了，老百姓就要遭殃，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。
楚行要丢下乡的官员，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，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，就如他所说的那样，官，不再是管人的，而是管事的。
以楚行要设立的公署为例，都是些什么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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